糊不清。

屋里没有空调，没有风扇以外的任何纳凉设备，天花板中央固定着一台老旧的铁叶吊扇，扇叶积着厚厚的灰尘，慢悠悠、吱呀作响地转动着，吹得墙上张贴的纸质规章制度哗哗作响，纸张边角卷起、斑驳陈旧，尽显破败。

主管是个五十多岁的本地人，守着这家工厂十几年，日日与外来务工者打交道，见惯了工人的来来去去、走走停停、聚聚散散。常年的重复与琐碎，早已磨平了他的耐心，磨淡了他的共情，心性变得麻木、淡漠、冰冷，对所有工人的来去，都早已习以为常、无动于衷。

此刻他正端坐在办公桌后，低着头，手指熟练、飞快地拨动着一把老旧的木算盘，噼啪、噼啪的算珠碰撞声，单调清脆、循环往复，在安静的办公室里不停回响，是他每日结算工资、核对账目最熟悉的背景音。

办公桌的左上角，摆着一个大号搪瓷茶缸，缸身厚重结实，外壁积着层层叠叠的深褐色茶渍，几乎完全盖住了原本的瓷白底色，尽显岁月沉淀。茶缸里泡着浓茶，茶水浓得发黑，热气袅袅升腾，苦涩的茶香弥漫在狭小的办公室里，混杂着灰尘与老旧木头的味道，沉闷又压抑。

桌面上散落着几本泛黄的账本、几张零散的单据、一支老旧的钢笔，杂乱却规整，每一处痕迹，都是日复一日机械重复、枯燥乏味的工作印记。

我站在办公室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下心底翻涌的慌乱、急切与不安，抬手轻轻敲了敲门框，声音带着早起的干涩与难以掩饰的焦灼。

“主管。”

主管头也没抬，依旧低头飞快拨着算盘，指尖翻飞、动作娴熟，语气平淡敷衍：“有事就说，别站着磨蹭。”

我攥紧衣角，指尖微微泛白，手心沁出一层薄薄的冷汗，快步上前，语气急促又恳切地问道：“主管，我找阿强，就是咱们车间二班的张强，他已经三天没来上班了，宿舍的东西全都原封不动摆在那里，人彻底不见了，您知道他去哪了吗？”

听见“阿强”两个字，主管才缓缓停下手里的算盘动作，慢悠悠抬起眼皮，抬手推了推鼻梁上那副老旧磨损的老花镜。他的目光淡淡扫了我一眼，眼底满是被打扰的不耐与漠然，没有半分关切。

“阿强？”他语气慵懒、漫不经心，带着十足的随意，“三天前就没来打卡上班了，我还以为他自己悄悄辞工走人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语气带着见怪不怪的淡漠，像是在诉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：“你们这些外来务工的，流动性本来就大得离谱。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，不打招呼、不办手续、私自离岗跑路的，每个月都有一大堆，我哪有功夫一个个去追问缘由、核实去向？”

“他不会跑路的！”我瞬间急了，情绪彻底失控，声音陡然拔高几分，带着强烈的辩解、不甘与委屈，眼眶瞬间泛红发热。

“他绝对不会私自走的！”我死死盯着主管，急切地细数着所有佐证，“他这个月辛辛苦苦干了一整月，工资还一分没领，财务室门口还贴着他的名字！他老家母亲重病卧床，常年吃药，每个月全靠他这份工资买药治病、维持生计，他把这笔钱看得比命还重，怎么可能丢下血汗工资、丢下生病的母亲，一声不吭就跑路？”

我满心期盼着主管能动容、能重视、能认真回想、能给出一丝线索，可我在他眼底看到的，只有麻木、敷衍、无所谓。

主管轻轻放下手里的算盘，身体微微向后靠在椅背上，抬眼淡淡瞥了我一眼，语气冰冷又疏离，没有半分波澜：“那我就不清楚了。厂里上百号工人，我不可能一个个盯着行踪、盯着去向、盯着一举一动。”

“他要是真有急事、真有难处，自然会回来报备、会回来领工资；要是他自己不想干了、想换地方，我们工厂也留不住人。人各有志，来去自由，我们管不着，也没必要管。”

他抬手不耐烦地摆了摆，语气带着明显的驱赶意味，眼神重新落回桌上的账本，彻底不再看我一眼：“行了，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、耽误我算账。到点了赶紧回车间上班，别因为一个离岗的工人，耽误了自己的活儿，影响了车间的生产进度。”

我张了张嘴，喉咙发紧、酸涩发胀，胸口堵得满满的，还有无数句话、无数辩解、无数恳求堵在胸口，可所有的话语，在主管这副冰冷漠然、事不关己的态度面前，全都硬生生咽了回去，堵在心口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
那一刻，我、印泥，简简单单几样物件，就是民警日常办公的全部家当。桌面边角堆叠着厚厚的卷宗、泛黄的报表、老旧的登记册，纸张发脆卷曲、字迹陈旧，层层叠叠码放得整整齐齐，堆满了岁月的痕迹。

值班室的墙面早已泛黄发黑、布满污渍划痕，干净洁白的底色早已不复存在。墙上最醒目的位置，挂着一张褪色老旧的樟木头镇区地图，上面用红蓝墨水密密麻麻标注着街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