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人抓到我了，你赢了。

让她走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你恨的是我，跟她没关系。”

“有、有关系。”

段平安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，是没有过滤嘴的那种劣质烟，火柴划着，橘红色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脸，“她查、查到了我。

知道、道我右手少一根手指。

知道、道我是段磕巴。

这、这种事，她不该知、知道。”

“那我呢？我也知道。”

“你、你不一样。”

段平安把火柴晃灭，深吸了一口烟，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，他说话反而顺了一些，“你是李威，是凌平来的代市长，是黑鹰。

我今天在会议室里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——我们之间，只能活一个。”

李威没有接话。

他在等。

“你想拖时间，”

段平安笑了一下，“等杨大川的人进来？没、没用。

这个矿区我比你熟，出口不止一个。

他们进来，我的人早散了。

而且杨大川手里只有几个老刑警，没有搜查令，没有正式行动批文，他在程序上根本动不了我。

我是金柳市政法委书记，没有省里的红头文件，谁也不能查我。

你明白吗？”

李威当然明白。

这就是为什么段平安敢堂而皇之地站在这里，敢在人社局亲自下手绑人，敢把人带到废弃矿洞里等着他来。

因为他是政法委书记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法律的程序、权力的边界和执法的漏洞。

他在这套系统里泡了二十年，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每一条缝隙。

“所以我来了。”

李威说，“我不是来抓你的，我是来换她的。”

段平安抽烟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
“我不是警察，不是纪委，没有程序要遵守。

我是李威。

你要的是我，不是她。

放她走，我留下，你想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。”

蜘蛛在钢柱上拼命摇头，喉咙里发出被胶带封住的闷响。

段平安盯着李威看了很长时间，然后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皮鞋碾灭。

他笑了，不是会议室里那种和气的、圆滑的、让人如沐春风的笑，而是另一个笑——一个从矿洞里爬出来的人，踩着石头和尸体走了二十年之后，终于不用再伪装的笑。

“李威，你知道、知道我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吗？”

他没有等李威回答，转过身，抬手指着矿洞深处那条塌方的矿道，声音在空旷的矿洞里回荡：“二十多年前，段平安还不叫段平安，叫段磕巴。

外省来的，没有户口，没有身份证，连暂住证都是假的。

在金窟山矿区打零工，搬石头、扛水泥、挖矿渣，一个月三百块钱，住工棚，吃馒头蘸盐巴。

那时候杨宝昌跟我一样，也是矿上的临时工，他在二号洞打钻，我在三号洞推矿车。

我们俩好得穿一条裤子，他带我回家吃饭，他妈给我补衣服，他妹妹叫我段哥。”

他又点了一根烟，火柴的光照亮他右手上那截断掉的小指，疤痕在灯光下泛着白。

“后来矿塌了。

采掘面塌方，十四个人埋在下面。

我命大，被一块顶板挡住了，只断了这根手指。

杨宝昌在二号洞，也没死。

但十四个人死了，尸体挖了三天才挖出来，有的连全尸都没有，认都认不出来。

矿老板来了，当时金柳市的领导也来了，他们没有上报，没有通知家属，给了遇难者家属一家三万块封口费，然后对外说只是一起轻微的冒顶事故，无人伤亡。”

他的声音变得很平，平得不像在回忆一件惨剧，更像在念一份文件。

“三万块，一条命。

那些死了的矿工，大多数跟我一样，连正式工都不算，黑户，死了就死了，没有人会在意，没有人会追查。

矿老板给了我和杨宝昌一笔钱，不多，每人五万。

堵我们的嘴。

五万块，买十四条人命，外加两个活人的沉默。

杨宝昌拿了钱，开始做木材生意，越做越大，后来成了昌哥。

我没要钱。”

“你要了什么？”

“编制。”

段平安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一种李威说不清的东西。

不是贪婪，不是野心，更像是一种饥饿——一个在黑户堆里活了二十多年的人对“身份”

的饥饿。

“我跟他们说，我不要钱，我要一个编制。

当时的领导觉得这个要求好办，一句话的事，就把我安排到了民政局当助理。

一个月四百二十块，坐在办公室里填表格、盖章、整理档案。